残暴统治首先表现在军事镇压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怀德县前民国东北军、公安、自卫团中爱国志士约2000余人，转移到农村，组成多个抗日游击队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。周边地区，特别是伊通县境内，也约有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。他们袭击日伪军事据点，警察署、所，破坏铁路运输线，打击日伪军警嚣张气焰。1932年3月，伪怀德县警务局建立后，即把主要精力放在“讨伐”抗日武装力量方面。同年10月，伪怀德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大塚荣作得知，有1000余人抗日游击队，占领了伊通县城，便带领伪怀德县警察大队400余人，怀德县自卫团400余人，在日军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木川中佐带领的第一、第四中队400余人的配合下，进攻伊通县城。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，抗日游击队员战死20余人，被俘13人，其余人员撤走。回到公主岭后，伪警察在城西郊设立刑场，将被俘人员枪杀3人，用铡刀铡死10人。1933年10月，大塚荣作同伪怀德县警察大队大队长吴庆霖带领警察队员100余人，在第五区游动时，同抗日游击队相遇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，抗日游击队员战死11人，其余人员向南撤走。1934年2月，大塚荣作带领伪怀德县警察大队第一、第二中队100余人，巡逻到朝阳坡地区时，同抗日骑兵游击队10余人相遇。双方发生激战，俘虏游击队员1人，就地枪杀。1934年6月，大塚荣作带领伪怀德县警察大队队员50余人，会同驻公主岭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100余人，在毛城子东南巡逻时，同抗日游击队50余人发生激战，抓获抗日游击队员两人，就地杀害。同年七月，伪秦家屯警察署长马明远报告，有抗日游击队员20余人，在秦家屯地区活动。大塚荣作和伪怀德县警察大队大队长吴庆霖带领第一、第二两个中队约100余人前去“讨伐”。伪警察从东、南、北3个方向将游击队包围，并从伪警察中挑出“勇敢者”，向游击队阵地发动攻击，激战约两个多小时。抗日游击队员战死16人，被俘4人，过河落水溺死1人。被缴步枪16支，手枪3支，战刀1把，被俘人员被就地杀害。1935年10月24日，伪怀德县警察大队50余人，在公主岭南余庆村（二十家子满族镇）巡逻时，被抗日游击队250余人包围在一家农户大院。被包围的伪警察请求支援，驻公主岭日军坎山崎部队出动500余人前去增援，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，击毙伪警察3人，击伤4人；抗日游击队员牺牲30余人，后撤退。1936年，伪满洲国炮制出台《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》，要求在3年之内，消灭一切抗日武装力量。伪吉林省警务局召开全省警务局长会议，部署“讨伐”、“扫荡”抗日游击队活动。伪怀德县警察大队在驻公主岭日军守备队的配合下，多次到金盆、大青山、凤凰岭、毛家城子、榛柴岗、东崴子、榆树林、泡子沿、尖山子、石柱沟、刘大壕、高家窝堡、陈家河口、余庆等所谓“藏匪村”，朝阳坡、二丘、五家子、大岭、三家子等所谓“通匪村”进行“讨伐”、“扫荡”抗日游击队。伪怀德县警务局日本指导官大塚荣作因“讨伐”抗日游击队有功，曾多次获勋章。

残暴统治其次表现在思想控制。伪怀德县警务科特务股及各警察署特务系中的职业特务，及其发展的“密侦”、“联络员”、“嘱托”、“腿子”等非职业特务，严密注视民众思想动向，通过“打探”、“暗访”、“套取”等各种手段，广泛搜集群众对各项政策实施及发生各种事件的反应材料，如实施开拓政策，强征农民土地的反应；实施《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》，抓“国兵”的反应；实施《劳动统治法》，强行“劳务动员”，修建飞机场、哈大道（哈尔滨至大连），修建集团部落、警备道、警备电话，搬运军粮的反应；掠夺粮食等资源的反应；对“卢沟桥”事变、“张鼓峰事件”、“诺门罕事件”的反应等。凡是对实施的各种政策，发生的各种事件，有“胡乱猜测”、散布“流言蜚语”者，便以“散布邪说”、“蛊惑人心”、“反满抗日”等罪名予以逮捕，严刑拷打，强逼招供，使许多无辜群众，被迫害致死。1938年5月，伪怀德县警务科根据“密侦”报告，将1名有“反满抗日言行”的无辜群众逮捕，并严刑逼供后，伪怀德县警务科、驻公主岭日军“战车队”、“夺枪队”出动100余人，在公主岭南门外“义地”（公共墓地），将其杀害。同年7月，伪公主岭警察署根据密报，将两名有“反满反日言论”的顾客逮捕，经严刑拷打，两人仍拒不承认，伪怀德县县长马春田仍宣布其二人死刑，在公主岭南郊“义地”将其杀害。1940年冬，伪怀德县警务科将由“联络员”密报的有“反满抗日言行”的1名无辜群众，用汽车拉到秦家屯村管内辽河上，用枪杀害，然后将尸体投入冰窟窿中。1941年12月，伪怀德县警务科根据伪满洲国公布的《治安维持法》、《保安矫正法》和《思想矫正法》等法令，进一步加强了“民心动向”的控制。特别是1943年，日本在“太平洋战争”战场上，已呈现明显的转胜为败的形势，在中国战场上战事更加不利，伪怀德县警务科特务警察，根据当时颁布的《时局特别刑法》、《战时刑事特别法》的规定，把对各阶层群众思想动向的搜集作为首要，尤其是强化了对机关职员、学校教师和学生、外来人口，或有“反满抗日犯罪之虞者”，包括“被处刑已经终了其执行者”、“无追诉之必要者”思想动向的搜集，发现有不满言论者即视为“思想犯”，按照《战时刑事特别法》等法律的规定，以“内乱罪”、“背叛罪”、“危害国家罪”等罪名，将所谓“重犯”，抓捕入狱；“轻犯”，送至吉林省“矫正辅导院进行思想矫正”。从1937年起，到1945年“八·一五”伪满洲国垮台时止，伪怀德警察机关以“思想犯”的罪名，抓捕无辜群众420余人，其中多数人被迫害致死、致残，有的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。

残暴统治第三表现在组织约束。1933年6月1日，伪怀德县公署根据伪满洲国国务院颁布的《暂行保甲法》、《暂行保甲法施行法》的规定，在全县建立保甲组织，县设保甲指导官，在公主岭、范家屯、怀德、黑林子、大岭、秦家屯、毛城子8个警察署辖区各设1保，各保以自然屯为单位10户，左右设1牌，10牌设1甲。开始时，公主岭、范家屯两地警察署辖区只在郊区设1保，后又在街内各设1保，全县共设10保。保设正、副保长各1人。甲设正、副甲长各1人。牌设牌长1人。牌长和正、副甲长由辖区警察署长委任，正、副保长由辖区警察署长提名，报请伪怀德县公署县长委任。在保甲中实行“连坐责任”，即牌内居民1人有所谓的“违反法规行为”，除对“违反者”予以拘捕法办外，还对“违反者”所在牌内的各户户主追究“连坐责任”，一律给予罚金、劳役等处罚，以达到“互相劝戒，互相监督”，“预防和警戒将来再发生类似事件”。为强化保甲制度，宣传保甲精神，伪怀德县公署还规定了“保甲日”。在保甲日组织居民和学生，学习《保甲五训》、《保甲十训》，传唱《保甲歌》。整顿牌内户口，建立户口簿册，限制人身自由。平时严格控制牌内人口，凡来人、外出者一律报告。

1934年12月，伪怀德县公署根据伪国务院民政部发布的《关于建设集团部落文件》精神，在毛城子等偏僻地区，又开展所谓“匪”民分离工作，即进行归屯并户，建设集团部落。部落地址选好后，将附近居民赶入，建房居住。部落形状为正方形，在四角构筑炮台作为防卫设施。部落墙外挖壕沟或架设铁丝网，部落内设通道1条，人员出入大门要挂号。部落纵深各为300米左右，占地5～6垧，内住居民50～150户，伪警察经常到部落巡查，并建立“密侦”暗中监视。1936年，伪怀德县公署根据伪国务院发布的《治安肃正三年计划》的规定，把集团部落建设扩展到全县，强迫较为偏僻小屯的民众，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，迁到指定的集团部落或集家部落之内，对原来的屯落强行烧光，部落内民众住马架子、地窨子，饥寒交迫，病死、冻死、饿死的人很多。由于民众远离耕地，大片地块撂荒，粮食产量下降，民众缺吃少穿，艰苦度日。据统计，1938年怀德县建设集团、集家部落230个。

残暴统治第四表现在经济统治。1940年，伪满洲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。根据上级的训令，伪怀德县公署决定对本县粮谷实行严格管制，取缔了农贸市场，组织起粮栈组合、油坊组合和烧酒组合。粮栈组合由日本商人小松元治充任组合长，在范家屯、怀德、杨大城子三地设立组合分部，有职员300余人。油坊组合由亲日商人赵仲良任组合长。烧酒组合由赵仲良担任名誉组合长、范儒九担任副组合长，主持日常事务。全县粮谷、油、酒由组合独家经营。对粮食交易进行严格控制，收粮时节，在主要路口由警察设立检查卡，发现私自卖粮嫌疑者，不仅没收粮食，还将带粮人以“经济犯”罪名抓捕入狱。在街道市场，经济警察及其利用的“密侦”、“腿子”，到处明察暗访。在铁路车站，旅客出站时排队，逐人搜包。投机倒把者，有警察掩护放行；一般民众随身携带粮油、布匹不仅被没收物资，遭到打骂，还以“经济犯”罪名，被送拘留所关押。1940年7月，为满足日本的粮食需求，伪满洲国压缩粮食供应。根据伪吉林省公署的训令，怀德县实行粮食配给，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。粮、油、酒由粮栈组合、油坊组合和烧锅组合设立的零售公会凭票配售。按照伪怀德县公署的规定，具备以下资格者，每人每月配给大米1～3公斤，即：①荐任一等及二等以上官吏及家属；②简任以上退休官吏及家属；③少佐以上现役军官及家属；④特殊团体理事（不包括商工会与兴农合作社）；⑤勋之位以上的带勋者及家属。国民不准吃面粉、大米。发现吃面粉、大米者即视为“犯罪”，轻者罚款，重者治罪。街镇居民、职员配售的口粮，质量次，数量少，并逐年下降。1943年怀德县对国民配售粮食实行如下标准：劳需，第一种每月24公斤，第二种每月15.5公斤；一般，特殊公司、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每月12公斤，小孩每月7公斤，其他， 大人每月9公斤小孩，每月7公斤；农村地区，大人每月5.5公斤，小孩每月6.1公斤。

由于粮食配售极度不足，造成民众身体健康严重不良，疾病、死亡人数急剧增加，甚至因为没有粮食而导致自杀。县内民众为了生存，同伪政权机关展开夺粮斗争，曾发生多起到伪怀德县公署请愿、示威的事件。在对粮、油、酒实行配给的同时，对布匹等主要生活物资也实行配给。中国人每户每年只配给1～2块布料。有钱的商人、官吏、地方士绅，纷纷贿赂警察，套购配给物资，警察也乘机敲诈勒索，发配给横财。

1940年伪满洲国对物价也进行统治。同年7月27日，伪国务院发布价格停止令。按“7·25”价格停止令规定，对全县物价进行封顶，即粮食、油、布匹等物资不允许超过7月25日这一天的价格标准。物价封顶造成黑市猖獗，投机倒把商人贿赂警察，用“停止令”时的价格买进物资，然后加价黑市出售；一般商人，只能高价买入，高价黑市卖出，因为惧怕警察，尤其是惧怕经济警察，害怕事情暴露被抓，致使黑市物价越抬越高。当年年末，县内粮食、布匹等黑市价格高出配给价格1～2倍。1943年至1945年，全县黑市粮食价格比“7·25”价格停止令发布之日高出10倍，最高时达到20倍。1943年，一般低级职位的职员，1个月的全部薪金只能买20公斤左右的粮食。

1940年，怀德县随同全满洲国一起执行“粮谷出荷”政策，即对种地农民，按种地亩数定出“出荷量”，秋收时按“出荷量”向粮栈组合送交“出荷粮”。伪怀德县公署同日本粮栈商人开办的粮栈组合相勾结，对送“出荷粮”的农民百般刁难，压等、压秤，实为一等粮，压到二等粮；实为二等粮，压到三等粮。车装粮食在家过秤时750公斤，到粮栈组合过秤时就少了50斤～100斤，还不准申辩。农民申辩时伪警察偏袒一方，对送粮农民非打即骂。粮栈组合年终结帐时，对克扣农民的粮食，由当事警察与日本商人、粮栈组合头头一起分红。日本粮栈商人还对农民施以欺骗手法，实行“奖金制度”和“先钱制度”。所谓“奖金制度”，即压低“出荷粮”收购价格，适当给予奖金；所谓“先钱制度”，即与农民签订《出荷契约》，规定最高“出荷量”，先付少量粮食款，秋季不管收成多少，签约农民须按契约如数交粮。“太平洋战争”爆发后，日本发生粮食危机，指令伪满洲国根据《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》，实行所谓“决战搜荷方策”，伪怀德县公署对全县农民进行“彻底搜荷”，到收“出荷粮”季节时，设立“出荷督励班”，派到乡下，夜以继日地对农民进行催逼，殴打拷问，还给予“督励班”以特殊权力，即督励“出荷粮”时，可以当时抓人，可以使用武力。农民被逼无奈，只得将口粮、饲粮、种子全部交出。1943年11月，秦家屯村没有完成水稻“出荷”任务，伪怀德县副县长岩崎（日本人）向伪怀德县警务科科长野崎茂（日本人）下令，组织警察前去催缴。伪怀德县警务科科附卡田利佐（日本人）带领伪警察李广修、李春林、傅忠臣、王铁铭、孙秉忠、张玉勋、王级三、宋德权等人组成“督励班”，到秦家屯村催交水稻“出荷”，强迫农民进行两次打场，外出高价买稻。高台阶屯有些农民没有完成“出荷”任务，卡田利佐带领伪警到该屯对农民进行威胁、恐吓，扬言“凡未完成任务的刁民，统统抓起来带走”，农民被迫高价买粮，高利借粮，含泪完成了“出荷”任务。到同年11月末，全县催征“出荷”粮谷5万余吨。因拒不完成“出荷粮”任务，违犯《经济统制法》，被逮捕关押的农民有120余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