儿时，父亲带我到村口看的第一部电影，是《南征北战》；在自家收音机里听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是《敌后武工队》；上学时第一次音乐考试，我唱的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从课文里我还知道了黄继光、董存瑞、邱少云、雷锋……很多军人的故事。

在此中耳濡目染，军人的威武形象便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下根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。我开始编织一个绿色梦，长大了去当兵，成为一名军人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们当地村委会调整班子时，缺一个民兵连长，就把几个表现不错的年轻人都报了上去。当人武部的任命下来时，人们纷纷首肯。父亲说：“这孩子走南闯北见过世面，更主要是他当过兵，在部队入了党。组织上的安排是有道理的。” 

有一天，民兵连长来我家取“拥军鞋”。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党员，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，乡亲们做好的“拥军鞋”，统一交到母亲手里验收，再由民兵组织上交送往部队。当时已临近中午，父母留下民兵连长在家吃午饭。饭桌上，父亲和民兵连长聊到军人的话题。我第一次听到部队里的故事，觉得十分新奇。当他讲到大阅兵的情景时，父亲也听得如醉如痴，不知什么时候竟把筷子都放下了，忘了是在吃饭。民兵连长说：“那天下午，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，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我所在的部队分列在长安街两侧，负责警卫工作。当毛主席的检阅车驶过来时，毛主席向同志们挥手致意，战友们以笔挺的站姿行注目礼。接下来，一支支整齐的方队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过天安门前……见到那个场面，又有谁不会心情振奋。”

这时父亲拿起筷子，叹息道：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年轻时没遇到当兵的机会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在父亲的朋友里，像民兵连长这样当过兵的人还有很多。父亲还借用一个退伍兵的军装，拍过一张纪念照呢。

那位民兵连长所描述的大阅兵情景，如电影镜头，常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，为此我更加渴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军人。

在我16岁那年暑期，接到广州军区男篮王教练的电报，通知我速到沈阳军区某部招待所，与正在那里开体育工作会议的他见面，目的是测试一下我从事篮球运动的基础条件。当时我身高1米93，想到部队里打篮球，便给各大军区的体工队写自荐信，这也是以特长去参军的好机会。

接站的战士把我带到招待所，让我先休息一下，说王教练要在晚饭后才有时间见我。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，没有丝毫困意。这时，窗外传来队列训练的声音，于是我走出去，站在墙角欣赏队列训练的情景。我们当地没有驻军，平日里很少见到穿军装的。来到这里，眼前是清一色的军人。

晚上，在运动场旁的灯光球场，王教练对我的基础条件逐一进行了测试。最后告诉我，回家后等消息。

结果一直没有等来消息，这个当兵的机会也就擦肩而过了。

在我高中临毕业时，赶上县里招考中小学教师。榜上有名的我便早早地参加了工作，从此也就与当兵无缘了。

教师有寒暑假，我的业余爱好是读文学书籍，写一些诗歌散文什么的，偶尔也有小文在本地报刊发表，渐渐在文化圈里有了小名气。接着就有机关单位向我抛出橄榄枝，有意调我过去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县人武部。当时县人武部恰好移交到地方，不涉及军籍问题， 28岁的我顺利地穿上军装，成了半个军人。

几年后，县人武部重新收归军队编制，我也随之华丽转身，成为一名现役军官。当时，已从军20年的表哥在部队任团政治处主任，军衔为少校，而我入伍就是正营职科长，军衔也是少校。接着又被送往某军校，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县人武部副部长。

光阴荏苒，十几年转瞬即逝。那年我送儿子到北京上大学。按报到时间提前了一天，便在火车站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。

我问儿子：“第一次来北京，时间充裕，你想去逛逛哪里呢？”

他说：“明天早晨去天安门广场，看一看升旗仪式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，从这里去天安门广场挺近的。”

他想了想，又说：“爷爷曾经对我讲，他年轻时想当兵，但那个年代初中毕业了就给分配工作，苦于没有当兵的机会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是没来得及考大学就参加工作了。没想到30多岁时，机会又来了。”

他说：“等我大学毕业后，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到军队里锻炼一下。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那好啊，我代表全家给你点赞！”